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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生态诗学的内涵及其发展途径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21-02-23 09:38:25    文字:【】【】【
摘要:生态诗学在文学及批评领域的绿色性与艺术性的统合,生态化与审美化的并进,必将回归其生态诗性本质,提升其生态诗化境界。

 摘    要: 从生态诗歌发展起来的狭义生态诗学理论,与从生态人文学科未来走向的广义生态诗学理论,殊途同归,都从生态审美机制中共生出以生态真理为基础,以生态伦理为尺度,以生态诗理为标准,以生态哲理为原则的生态诗学理论内涵。生态诗学在文学及批评领域的绿色性与艺术性的统合,生态化与审美化的并进,必将回归其生态诗性本质,提升其生态诗化境界。生态审美的诗意灌注,必将促进诗意生存生态诗学观的理论建构,引领绿色审美世界与生态艺术人生的耦合发展,乃至世界美生理想的实现。

  关键词: 生态审美; 生态诗学; 绿色; 诗意;

  Abstract: The narrow ecological poetics theory developed from ecological poetry and the broad ecological poetics theory as the future of ecological humanities share the same goal. Both generate from ecological aesthetic mechanism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poetics based on ecological truth, taking ecological ethics as the scale, ecological poetics as the standard and ecological philosophy as the principle.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artistry, and the progress of ecologicalization and aestheticism side by side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will surely return to its ecological poetic essence and upgrade its ecological poetic realm. The instillation of poetry into ecological aesthetics will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poetics of poetic existence, guide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green aesthetic world and ecological artistic life, and even realize the ideal of a aesthetical-ecological world.

  Keyword: ecological aesthetics; ecological poetics; green; poetic quality;
 

生态诗学的内涵及其发展途径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主义运动与环保主义浪潮,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世界观的生态转型以及生态学在人文领域的深刻渗透,培育出了如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理论从不同角度探索生态规律、文化价值与审美目的的统合路径,以期改变后现代语境下人与世界的非生态、非美的存在状态,重构生态性与审美性并重、绿色性与艺术性兼具的生态世界与艺术人生,也即富于和谐美感的生态存在整体。生态诗学在传统诗学的审美性与思辨性、分散性与系统性的双重统合中,打通了生态法则与艺术法则,升华为兼具绿色性与诗意性的生态人文学科新样态。时至今日,生态人文学科整体上仍处于未完成的建设时期。生态审美属性与绿色艺术潜质等学科特质的日益凸显,促进了生态人文学科的诗学转向,及其对具有普适性与引领性的生态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从学理层面明晰生态诗学的本质规定及其学科内涵,另一方面则需要明确生态诗学实施的学科路径及其现实路径,进而发挥其学术价值与现实作用。

  一、 生态审美研究的诗学转向

  虽然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都起源于现实的生态危机,然而与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使命有别的是,生态批评一开始就根植于文学批评,有其难以直接逾越的学科边界与无法消解的学科标准。这就是文学的审美属性与艺术法则,它们与文学与身俱来的自然性、大地性相结合,形成了以研究“文学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为宗旨的生态批评观。西方生态批评兴起之初,偏于生态科学批评与生态伦理批评,而忽视其生态审美价值的判断。中国生态批评亦步亦趋,在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中,希图建构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唯其如此,“我们才不会满足于生态批评在中国,才不会仅有诠释学形态的生态批评,才会进而有中国审美根性的生态批评,才会有中国生态批评的创新创造,才会有中西生态批评的对话交流与耦合并进,才会有世界生态批评本质规定性的共生与整生”[1](P1)。

  每一种批评方法背后都有其文学观,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等生态人文学科建立在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其最终的归宿理应是生态诗学。生态诗学不是一种当下的热潮与时髦,而应该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文学观与批评观。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威廉·鲁克尔特在1978年提出“生态批评”之后就主张,文学应当具有生态学的思维和生态学的视野,应当“建构一个生态诗学体系”,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生态人文学科的生态审美研究,因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其最终走向生态诗学的理论目标。

  首先,哲学思考、伦理评判与审美体验相结合的多重思维路径,为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等生态审美研究奠定了立体多样的研究根基,也是生态审美研究的目的性所在。

  文学艺术的最高思想层次即是对社会、人生及世界的哲学之思,其隐形标准则为伦理价值判断,而其最显见的表现样式则是审美主体对对象世界的审美化的感性生命体验。因此,文学艺术的显性标准则为其审美性。审美性不仅凸显出文艺活动、文艺现象的最根本属性,而且如康德所说,审美活动统合了作为纯粹理性的真以及作为实践理性的善。在西方生态美学等生态人文学科诞生之初,美国生态运动的先驱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在对美国现实生态危机的农药污染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中,又将哲学之思、伦理评判与审美表达进行三位一体的融合,开启了最早的综合性生态人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使得这本书具备了多重生态研究价值。在这三位一体的生态审美研究思维路径中,包含着生态人文学对真、善、美相结合的生态综合价值的一体化追求。其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共生共荣的理想愿景,也包括了大地天空的审美再现,以及文艺活动的绿色之思。这一切将现实之真、生活之善与艺术之美,做了高度的审美融汇,既是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多维思维路径,也成为生态审美研究的终极目的。

  其次,自然法则、社会法则与艺术法则相统一的多维生态原则,为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及生态美学提供了批评标准,成为生态审美研究的规律性体现。

  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为一切带有生态审美意味的对象,需要用生态审美的视角、理论与方法观照研究对象,探索其内在的生态审美内涵、价值与规律。人类作为类存在物,在自然中生成,从远古的历史中走来,其构成维度与关联维度皆是多样化而系统化的。因此,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也是极其复杂而多元的。自然生态为其生发根本,社会生态为其存在依托,精神生态为其升华创造。如此一来,生态审美研究需要在融自然法则、社会法则、艺术法则于一体的基础上,探求与之对应的生态系统内在的生态审美目的。程相占教授将生态审美的要义归结为:“第一,尊重事物本身的天然状态而不是将其‘人化’;第二,以生态学知识引导欣赏者的想象力和情感;第三,传统意义上的美的对象应以‘审美对象’及其‘肯定性审美价值’取代。”[2]这就要求生态审美研究,不仅要遵循自然法则,还要遵循社会法则与艺术法则。鲁枢元教授将此三位一体的原则规定为当前生态批评的重要标准与尺度:“生态批评是批评实践,其主要任务不是建构学科体系,而是通过大量、具体、细致的文本解读和评论,为文学史重写、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理论的逐渐丰富完善进行学术储备,并通过这种解读和评论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而推动生态意识的普及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促使生态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和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understanding)真正成为人类和我们这个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3]唯其如此,生态研究才能超越此前单一的自然科学视野,将其真正渗透拓展至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之中,朝着基础学科的形态发展。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等生态人文学科研究,不会仅止于科学分析与价值判断,可经由生态审美这一中介触及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内涵。生态审美研究必然关联与之相关的自然法则、社会法则及艺术法则,

  再次,生态审美研究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中,逐步在中国化的生态审美研究中,与世界化的生态审美研究交汇发展,形成兼具理性、诗性、哲性的中国生态诗学范式。

  诗性思维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主要思维模式,自然审美是传统美学对对象世界进行审美观照与艺术表达的主要形式,而生态审美则是生态文明时代自然审美的自觉提升,更是典范形态的生态目标。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等生态人文学科,只有在诗学的框架内,遵循其生态审美法则与规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审美活动的普及与生态审美理想的实现。中国是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与诗学传统。诗性思维已成为渗透在中国文艺活动及中国人审美精神中最为独特的印记与符号。绿色诗化的世界,生态诗意的人生,既是人类审美意识与审美经验赋予这个现实世界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回馈,也是自然、大地、荒野、天空与人类亲密无间原始关系的审美再现。“以诗意的感觉来把握世界,以超验的原则把世界诗化、浪漫化”[4](P47),是生态系统走向生态审美化的重要路径。生态诗学将带有辩证意味的生态中和机制及带有整生色彩的美生路径统合起来,引领以生态审美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式的生态人文学科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形态——生态诗学。

  二、生态诗学的本质规定

  生态人文学科是生态范畴人文化之后所兴起的新兴交叉学科群,是以新的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而建构发展起来的。生态世界观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平衡性、和谐性及其审美性。但世界因其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而生发的审美价值,在生态主义的先驱利奥波德那里,被认为是其土地伦理的基本属性之一,在过程哲学大师怀特海那里,审美性被认为是世界的生态目的,向美而生成为生态系统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最高统合。因此,人类的审美活动引发的审美创造,在本质上是以熔铸了人的理性认识的感性经验,去创造存在于或高于现实世界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幻象,并以此构建人作为此在的人与作为存在的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进而形成具有整生乃至美生意味的生态审美世界。

  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诗赋欲丽”确立了古典诗歌文学的审美根本属性之后,传统诗学便立足于诗歌文学的审美属性、艺术表现手法及其富于诗意和哲理的文本内涵,对作为文学典范形态的诗歌作品进行系统的审美研究。广义上的生态诗学,不仅仅是指从反映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诗歌文体表现出来的生态文学观念、生态审美意识与生态哲学内涵所抽象出来的生态诗歌研究理论,更是指所有生态人文学科不仅立足生态真理的知性经验与生态伦理的实践道德,同时兼顾生态诗理的审美判断力与生态哲理的思辨理性,进而所形成的生态审美研究的基础理论形态。因此,广义的生态诗学理论,不应局限于由传统诗学发展起来的文学领域,而应该立足其诗意本质,发扬其诗性品格,上升至诗化境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生态人文学科的高端理论形态。

  首先,生态诗学应立足其诗意本质,经由传统诗学中的文艺审美性内涵,关联生态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天然属性,使其在生态的规律性与审美的目的性之间寻找连接点。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以自然物象的诸多审美属性隐喻古典诗歌的审美风格,让我们在“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大自然悠悠天钧中启悟自然、艺术、人生的多维美境。不仅作为新兴理论学科类型的生态诗学需要立足其诗意本质,而且在作为实践形态的生态诗学中,也应该坚持维护生态系统的审美底色,在自然美生及绿色阅读的生态审美活动中,进一步发展其融绿色性、审美性于一体的诗意本质。

  其次,生态诗学应具备诗性品格,发扬文艺审美活动的审美精神,体现出生态系统自身所遵循的自然规律,使其在科学的客观性与审美的主观性之间追求平衡。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首次从科学思辨的角度论证作家们为诗为文之用心,以及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系统发掘了文学学科内在的科学规律及诗性品格。当代生态文学、生态诗歌等生态创作,以及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等理论研究,从现实出发,关注生态问题、环境危机等,希望借助生态科学理念的宣传,生态伦理标准的普及,去建构富于生态启示性的新时代文艺观及理论体系。然而,在文艺创作及文艺研究中,经由审美体验、艺术感悟、生态关联所形成的诗意空间,应该是而且必定充溢着绿色诗性品格与生态审美精神。

  再次,生态诗学应上升至诗化境界,在生态系统诗意本质、诗性品格的基础上,趋向于在生态哲学层面和合生态系统的本然价值,使其在科学发现的有限性与审美体验、哲学理想的无限性之间实现生态人文的终极审美追求。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者与近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拈出“境界”二字,认为“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正是其胸襟气度、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艺术所能达到的至高的境界高格。生态诗学超越了以生态诗歌为立足点所形成的理论标尺,逐渐发展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及理论综合性的当代生态人文学的新型理论范式。文学、艺术在自然中生发长养,生态系统孕育滋润了人类的审美情怀与艺术理想,诗人们在绿色化的桃源时空中追求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世界在生态审美升华与生态哲学提升中生成了诗化境界。

  故而,生态诗学的建构与发展,不仅是整个生态人文学科的未来趋势,也是其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诗学不仅包含着诗意本质、诗性品格、诗化境界,而且在本质上包含着生态和谐、生态中和、整生美生1等生态哲学的本质与意蕴。生态和谐是中西方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的重要学科范畴,以“中和美生”为核心范畴的生态诗学是世界生态审美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生态科学追求自然之和,生态伦理追求文化之和,生态诗理追求审美之和,生态哲理追求系统之和。而生态诗学正是在多种生态维度的大和中,以其综合性、包容性、系统性的生态审美文化标准、生态哲理原则,规约整个生态人文学科的发展。中国本土化的生态诗学构建具有很强的可行性条件:一是基于传统诗学潜含的诗意本质、诗性品格、诗化境界,及其所包含的生态审美精神、绿色艺术风范,可建构起以中和诗格为根基的新型生态诗学模型;二是基于人与自然中和共生的生态传统,可建立起以中和整生为机制的新型和谐生态关系;三是基于其中和一生的生态智慧,可推助发展以中和天生为目的的当代生态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一”是抽象“道”的表现,并且衍生至世界万物之中,使自然、社会、艺术三位一体,形成最具中和特色的文化形态。西方自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产生以来,科学化的哲学传统与理性精神始终影响着其审美活动与艺术研究,平衡共生也成为其生态和谐的主要价值追求,物种、性别及种族等多维度的和谐共生成为其生态理想与生存目标。而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生态诗学的建立则有助于生态人文学科回归至审美化生态传统,同时提升其生态化的审美基质。

  三、 生态诗学的学科发展路径

  传统诗学因其研究内容的典范性与理论形态的集中性,而成为文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学科构成。但另一方面,传统诗学又因其研究内容集中在诗歌领域,以典范形态的诗歌研究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当代生态诗学作为生态人文学科的重要前沿理论形态,不仅要超越传统诗学的狭义范畴,在文学创作与生态批评领域重拾在工业文明背景下被遗忘的自然情怀与诗意本质,而且也要在文学形成具有综合性与包容性的广义理论体系,并形成对生态人文学科群具有统领性的理论范式。

  第一,文艺创作需重拾诗意本质与自然情怀,唤醒大众诗意生存的内在理想,复苏文艺的自然根性。自然是文学永恒的母亲,也是其永恒的主题之一。自先秦以来文学“兴、观、群、怨”的传统价值维度的确立,便决定了文学的丰富属性与多维目的。魏晋以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审美性凸显并逐渐成为其根本属性。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文学定位,明确了审美性是文学的根本属性与特征,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文学情感维度与审美价值作了双重阐释与肯定,规范了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的审美性基础,即是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性与诗意性。然而,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多元化趋势,造成了审美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人的生存方式及文学表达都诗意渐逝,甚至陷入丧失自然性的异化境地。国内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奠基者鲁枢元先生曾经感慨现代社会诗意的消解,主张“感性、情感、直觉、人性、人格色彩、独创精神以及心灵深处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颤悸动,该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基本的、内在的基本属性”[5]。因此,诗性本质的回归,不仅是当下文艺创作应该追求的审美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应该重新观照的生存方式。

  人类早期艺术创造里朴素而深刻的自然感兴方式,生发了最为动人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咏歌感怀,也培育出感兴自然、观照自然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如果说,秦汉文学里的自然仍是外在于心,是与感性主体相对而言的存在对象,那么,魏晋以后,自然则有了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因为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境界”。[6](P208)文学艺术里的自然感怀则是基于人与自然的一体化,以及人与自然的亲密感。因此,文学领域出现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在“复得返自然”的欢欣畅意中,在“归去来兮”的人生选择中,为中国所有的文人士人群体构筑了令人心驰神往的理想居所“世外桃源”,成为表征一代士人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的双重乌托邦符号。晋唐书法艺术里的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宋元山水画中的寒林深远、静水无波,古典园林艺术里的云兴霞蔚、月到风来,无不彰显了中国传统文艺中深刻的自然审美情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理性主体的觉醒,尤其是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艺术更多地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价值,自然则从一体化的关系存在变为对象化的实践存在。生态文明时代文学的感兴方式应回归自觉的自然审美传统,同时上升至生态审美。唯其如此,才能为真正建构起生态诗学理论体系奠定实践基础。

  海德格尔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在本质上都是诗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马尔库塞则认为,艺术概念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技巧来说明,也不能用单纯的意识形态性说明,而应当用永恒的审美品质来说明。他指出:“在漫长的艺术史中,尽管趣味有所变化,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标准。”[7](P527)自然既是人类生存的母体,也是人类创造艺术的土壤与空气。艺术里的自然情怀,就好比是作为生物个体的恋母情结。无论社会现实如何变化,只要人类有一丝审美意识尚存,诗歌不会消失,艺术也不会消亡,文学艺术里的自然依然美丽和谐、生机盎然。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态主义浪潮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具有现实主义情怀的生态报告文学与生态小说,出现了徐刚的《醒来吧,伐木者》、姜戎的《狼图腾》等生态文学。其后出现有突出生态意味的生态诗歌创作,诗人华海在其《当代生态诗歌》等作品中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根基,创造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一体和谐的生态诗歌意象,寻求诗意栖居的生态路径。“华海认为,生态诗歌探索的关键是生态题材和生态思想的诗歌‘内化’。生态诗首先是诗,生态诗人应当在发现生态诗意的同时,找到独到的生态诗语,创造生态的诗的形式,努力在生态思想、生态审美、生态诗歌特性、生态诗歌体式等方面都有所创新。”[8]当下的文学创作,不仅应该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在文学中体认、重构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整生关系,而且应当吸取文学传统尤其是诗歌传统中的审美精神与诗意内涵。

  第二,文学研究与艺术研究应探索文艺现象的生态意蕴,提升其诗性传统,形成生态诗学的理论范式。中国传统文论中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与生态审美意识,与西方注重理性分析、系统理论集成的文学研究大异其趣。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谓文学的自然审美表达:“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文源于“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蕴含着无限的诗意内涵与艺术规律;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谓文学的自然根性:“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在自然的天枢地轴的永动运行中探索诗歌及文学的自然本源与本性;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谈论意象的自然之美:“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从形而上层面把握了自然之象与文学之象之间的审美相通性;民国时期王国维《人间词话》分析词中有我、无我之境界的自然生成:“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既标示着古典美学与近现代美学的分野,也是对文学中深层生态审美关系的理论抽象,其理论内涵玄远而深邃。这些古典诗学研究,无不充盈着对自然之美的深情灌注,对艺术之美的欣然神往,以及对诗歌艺术内在规律的精深把握。可以见出,传统以感性体悟的方式,探寻文学中的自然表达渊源,同时也使文论本身走向自然化与艺术化的高度统合,从而使理论本身也具有了自然而丰富的诗性特质。

  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对最具诗性特点的文学类型,尤其是诗词的研究,特别注重人的自然之思、自然感怀与自然体悟。这不仅使文学研究附有自然色彩,同时也强调其与文本基质近似的审美品格,并将审美性与自然性高度融合在理论抽象中,成为中国古典文论尤其是诗论的重要特色。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由于剧烈的变革导致人的个性丧失,自由被剥夺,人的异化现象加剧。文学艺术普遍关注人的存在问题,追求思想性与哲理性,企图在文学的感性领域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以期恢复人的自由、尊严等。因此,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方法,也侧重从各个维度对作品思想性内涵的挖掘。20世纪中后期,与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同时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分别关注人的自由审美化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种族平等及性别平等等问题,乃是西方生态批评在人与自然、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男性与女性三个研究维度的前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关注了生态问题的几个重要维度。但是,生态批评既是一种生态时代的批评方法,也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的文学理念,因此必须具有普适性与包容性,同时也应该能促进整体性世界观的建立。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理论要求超越传统哲学主客、心物二分的界限,关注人的生活及存在等在内的一切真实性的整体性存在。整体性世界观的建构,不仅表现在作品对世界与人的关系探寻,也表现在生态批评领域对天、地、神、人等具有生态整体意味作品内涵的抽象提炼与理论建构。生态诗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整生性生态审美观研究,应作为生态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成为生态诗学理论建构的基础。但是,生态诗学最终的实现是对一般诗学乃至狭义生态诗学的超越,成为新时代具有理论引领作用与统摄作用的一般理论范式。

  总体而言,生态诗学的学科发展路径,一方面是对传统诗学体系的生态凝萃与诗学提升,另一方面是对新时代生态人文学科发展总体需求所作出的理论准备。新时代生态诗学的学科建构从对生态诗歌的研究,拓展到对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等的系统研究,在文学创作的自然情怀与生态意识的自觉重构中,建立起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的生态审美规范、生态艺术法则等,从而形成系统而完备的生态诗学的学科范式与理论体系。

  四、生态诗学的现实实践路径

  生态诗学作为新时代生态人文学科未来的统领性发展,不仅要体现其立足理论、超越现实的学术价值,更要体现出其关注现实、目光向下的实践功能。因为,生态文明时代对于任何学科的理论建设来说,能否发挥其现实功能,在对现实生态问题、生态灾难的理论挖掘的同时,都要实现其引导现实生态发展、绿色重构的重要目标。广义生态诗学的学科范式与理论体系,不仅要从构建生态诗学观的层面引领提升人类的生态审美活动,还要实现世界的绿色品格与人生的诗意境界的双重耦合与提升,更要努力实现追求世界美生的终极理想。如此一来,既从形而下的人的生态实践角度奠定了生态诗学的现实基础,也从中观层面世界与人生的绿色审美化、生态艺术化的耦合路径明晰了生态诗学的现实目标,更从形而上的世界美生的角度提升了生态诗学的终极理想。

  首先,构建生态诗学观,引领提升人类的生态审美活动。

  生态时代人类的生态审美活动,应该在审美体悟、艺术发现中更凸显生态敬畏,在生态诗学的绿色之思中,引导人类的生态审美活动走向自由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与艺术中,自然审美作为生态审美的前现代实践形式,已成为一种审美主流。“绿荫窗前草不除”“我见青山多妩媚”“山花山鸟皆兄弟”等,体现了古代诗人们对世界、自然及其他自然物的平等观照视角与自然审美态度。海德格尔说:“诗人召唤着天空景象的所有光辉及其运行轨道和气流的一切声响,把这一切召唤入歌唱词语中,并使所召唤的东西在其中闪光和鸣响。”[9](P476)中国传统的文人士人阶层,早在魏晋时代就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在对自然的独立观照与人的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中,在现实中建构起了安放林泉之心的山水园林世界,在精神世界中建构了安放诗意栖居理想的世外桃源,从而树立起了以诗学传统为基础的生态审美活动的典范。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世界在追求理性、工具与秩序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们疏离自然、缺乏美感甚至是带有异化倾向的技术栖居。因此,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由海德格尔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以期在整体性的存在现象中,发展出人的主体生命精神,恢复人们被钝化的自由人格与精神理想。渗透着诗性品格的生态审美活动,洋溢着诗意精神的诗意栖居方式,是人类对技术栖居的深刻反思,更是回归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重要美学路径。文学以其独特而深邃的审美价值与生态隐喻影响人对世界的艺术感知,也为人类与世界生态和谐关系的重构提供理想的路径。生态美学大家曾繁仁先生认为:“‘诗意地栖居’即‘拯救大地’,摆脱对于大地的征服与控制,使之回归其本己特性,从而使人类美好地生存在大地之上、世界之中。这恰是当代生态美学观的重要指归。”[10]文学生态化照亮世界的美学光辉,同时也映射出世界且真且美的自然本质,进而引领人类重归自然审美传统,进行生态审美活动,从而上升至生态审美境界。

  其次,提升世界的绿色品格与人生的诗化境界,并实现二者的耦合发展。

  生态文明是社会现实与文化规范中的本然选择,是生命诉求与生存模式现代化转型的绿色形态。艺术化的生命形态与绿色化的生存环境,蕴含着对自由理想与自然生命的无尽追求。世界与人生从来都是实现艺术化生存的两个重要维度。存在的世界与此在的人,在和谐关系的建构与循环上升中,打造了和谐圆融的生态审美整体。狂狷不羁的魏晋名士,在《世说新语》里任情任性,在会稽兰亭的清泉湍流与茂林修竹之间,寄情山水,托心自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为世人打造了一个光耀千秋的生态审美范本。陶渊明更是在自然无尽藏的绿色生境中,在杂草豆苗齐长的南山之下,采菊东篱,在归去来兮的田园之中,啸傲东轩,欲辨忘言,将“我”融入、化入自然之境,从而达到忘我、无我的超我之境。在无言之美中,他真正实现了绿色艺术化生存,陶铸了诗意人生的绿色底座与诗化品格。可以说,魏晋风度的极致,体现在陶渊明的桃源设想里,也体现在他“纵浪大化中”的终极人生自由理想之中。魏晋风度作为典范形态的人格范式,其要旨在于,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名士文人们,无论如何避世,他们也没有忘记在归去来兮的出世态度中,为世人打造充满审美趣味和艺术理想的和谐生境,更没有忘记为世人提供诗意栖居的生存典范。

  绿色大地与蓝色海洋,本是人类最佳也是最后的理想居所。当下大众文化、波普艺术引领的狂欢文化与消费文化,离真正的绿色艺术化生存相去甚远。一部分人在游山玩水中,关注的只是一己感受,随意破坏自然的馈赠,看似享受了艺术化生存,实则并未达到生态艺术化生存,只是在肤浅的形式化中追求消费的快感。更有甚者,在短暂的感官享受中,背离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根本,消解了世界的绿色生态根底与蓝色生态理想。归根到底,只有在生态审美观、生态诗学观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绿色世界的科学认知、伦理态度及审美判断,才能真正在绿色审美化的大地上践行生态诗意化的生存生活模式。“生态审美者的生命全程,既是生态的,又是求美、显美、造美的,实现了生态规律与美学规律的耦合,从而造就了一个诗化的绿色人生文本。”[11]世界的绿色化,人生的诗意化,终究是我们人之为人所最值得拥有的两样珍宝。在以人类存在为基础、以生态系统规律与目的为核心的系统整生与美生中,世界的绿色品格与人生的诗化境界的耦合,既是生态人文学科的最高实践目标,也是生态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

  再次,追求世界美生的终极理想,成就人类生态文明时代的共同生存目标。

  美生于世界来说,既是一种机制,也是一种潜能,更是一种理想。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以深情而深刻的语言说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庄子·知北游》)天地大美,是世界的本源性构成之一。审美性是世界的根本属性之一,因此,原天地之美而成万物之理。世界在合乎规律性与目的性的审美追求中,抵达理的世界,也终将实现美的理想目标。陆机在《文赋》中说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世界与万物,于人来说,是审美一体化、生态系统化的重要构成维度。如此,才形成一个充满生机而让人无限向往的美生世界。

  生态美学大家袁鼎生教授认为:“世界美生场是深绿美生场。”[12](P429)自然审美时代,人的本质力量与外在世界的审美潜质,彼此契合,以我观物,实现诗化的人生理想,就是人的最高生存目标。绿色审美世界与生态艺术人生的耦合发展,有了以生态整体观的观念自觉,不仅实现自“我”的艺术化生存,还尽力为环境、生境及他人的艺术化生存与绿色化发展创造条件,在根本上追求整生化的艺术美生。在生态文明时代追求生态审美,在绿色生态规律与诗意审美价值的耦合中追求世界美生,不仅是人类在当下的生态救赎,而且是世界未来的生态目标。正如过程哲学大师怀特海所言,向美而生,才是生态系统的根本规律与终极目的。

  结语

  生态文明时代是人类与世界重新建构和谐关系,共建生态审美系统、共趋美生境界的时代。一切人文学科的至高境界均体现在其高度哲化的理论系统中,以其应然性价值定位引导社会文化文明向前发展。生态人文学科在发挥其理论引领性作用的同时,既要立足生态科学之大真、生态伦理大善,还要融合生态艺术之大美,进而经由理性、诗性上升至富有哲性的生态哲学之大和。广义的生态诗学既是生态人文学科的未来理论形态,在其本质规定的多维层次,及学科实践、现实实践的多维路径中,必将以其生态诗性、生态哲性将生态文明建设引向更高远深邃的未来时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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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袁鼎生.绿色人生和艺术人生的耦合旋升——生态审美者的生发路径[J].哲学动态,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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