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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论文:周恩来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及前提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21-02-22 10:43:06    文字:【】【】【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联合, 实现共同抗日的重大转折点, 也是以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环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引下, 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灵活性, 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着独特的作用,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 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 统一战线; 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联合, 实现共同抗日的重大转折点, 也是以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周恩来作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代表,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的每个关键时间点上, 在传达中共方面解决西安事变政策意见和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在促进国共两党合作, 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所作的努力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基础。

  一、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突出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当日, 张学良立即发出救亡图存八项主张, 并致电中共中央“请周恩来先生到西安, 共商抗日救亡大计”。[1]张学良的这一要求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中共当时对西安事变的前途作了预测, “或者由于这一发动, 使内战爆发……, 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 [2]因此, 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关系重大。当时中共内部对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存在分歧, 且对西安具体情况并不完全了解, 这就要求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中, 既要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命令, 还要结合西安具体情况适时作出决定。因此,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多方面且不可或缺的, 其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 正确分析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内部情况, 适时提出中共应采取的对策

  周恩来提出的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 要争取蒋之大部的方针推动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由于中共当时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并不知情, 对当时各方的局势不能正确估计, 因此中共中央内部高层之间对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存在分歧。张闻天在事变发生后第二天, 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应对、处理方针。对应采取的对策方面, 毛泽东主张“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 控制南京”。[3]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抗日立场处于中性, 但“剿共”立场上却偏向日本, 主张“罢免蒋介石, 交人民公审”。[4]由于蒋介石在此之前一直执行“剿共”政策, 中间虽然表露出和谈之意但都缺乏诚意, 直到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仍坚持内战, 部署“剿共”计划, 并称“不过半月功夫, 便可收剿匪全功了”, [5]由此可见其坚持内战的决心。因此, 当时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高层决定反蒋在情理之中。国民党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 力主“讨伐”张学良, 不顾蒋介石个人安危, 轰炸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 希望蒋介石能够控制日本势力扩张, 主张营救蒋介石,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对当时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情况进行着重分析, 积极努力争取国民党人的支持。主张政治上应实行“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 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 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应争取, 对冯玉祥更应争取, 孤立何应钦”的应对政策。[6]在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推动下, 毛泽东最终得出“不把反蒋与抗日并提”的结论。但当时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 中共中央并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意见。

  (二) 亲赴西安, 协助张、杨处理善后工作,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方针的形成

  1.到达西安之后, 周恩来面临的谈判难题。鉴于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知情, 若对蒋介石问题处置不当, 极有可能导致内战爆发。在情形危急之际, 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命令并带领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等人亲赴西安谈判。在中共中央没有明确的行动指示下, 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肩负重任。首先, 要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在西安谈判的情况。周恩来是中共派往西安谈判的代表, 既然是代表中央执行谈判政策, 就要及时不断地向中共中央反映西安情况, 以便中央更好的下达指令, 若双方沟通不及时就会延误时机, 阻碍西安谈判进程, 这给周恩来的西安之行增加了难度;其次, 要全面摸清西安现状, 稳定张学良、杨虎城促蒋抗日的决心。张学良虽扣蒋成功, 但接下来如何做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从张学良“他来了, 一切就有办法了”[7]及“兄等有何高见, 速复”[8]中可以看出, 当时张学良内心是十分摇摆不定的,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并没有确切的行动指南, 尤其是南京政府何应钦已经下了讨伐张学良令, 此时稳定张学良、杨虎城, 是周恩来此次西安谈判之行的重要一步。

  2.会见张学良、杨虎城, 稳定其促蒋抗日决心, 商讨对蒋政策。周恩来在与张学良见面之前, 首先从刘鼎处大致了解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明确交代要保护蒋介石, 拥护其抗战的意图。但当时周恩来是在中共高层一片反蒋的氛围下前往西安谈判的。综合事变发生当天的电报可知, 中共中央对当时谈判工作的重心主要在于主张“审判蒋介石, 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并且提醒张学良要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 紧急时诛之为上”。[9]毛泽东在12月15日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也明确指出要“罢免蒋氏, 交付国人审判, 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 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0]但张学良华清池捉蒋并非是要反蒋除蒋, 而是大义当前为避免内战, 为国家民族生存, 而考虑对蒋实行的“兵谏”, 只是“暂请介公留住西安, 妥为保护, 促其反省, 绝不枉加迫害”。[11]由此可见, 张学良与中共高层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当时, 杨虎城部下的冯钦哉师也出现叛变。杨虎城对中共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存有疑虑, 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党, 地位上是平等的, 对蒋可战可和”。[12]除此之外, 杨虎城对中共曾杀其旅长张汉民之事心有不满, 这些都给周恩来争取张、杨二人的支持提供了难题。因此, 稳固张、杨促蒋抗日的决心就十分重要。周恩来在17日抵达西安后, 立即与张学良见面, 商讨对蒋政策, 及时打消了杨虎城对中共的误解, 并同意张学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蒋, 并拥护他作全国领袖”的意见。[13]同时, 也分析了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引起的不同结果: (一) 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的结局; (二) 宣布蒋介石罪状并交由人民公审, 加速中国灭亡进程。当时中共中央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也是模棱两可的, 只强调抗日与反蒋不能并列, 具体如何做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周恩来认为当前要注意到蒋介石虽然被抓但实际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事实, 建议要力争劝蒋一致抗日, 拥护他作全国领袖。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正符张学良所想, 从而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同时, 也显示出周恩来不同于当时中共中央大部分高层的远见和卓识。蒋介石虽被抓, 但实力不能小觑, 不能忽视其实力而贸然采取杀蒋行为, 这样只能加速内战步伐。周恩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当晚即电告中共中央, 反映与张学良会谈结果:可在南京停止内战的前提下, 采取政策性保蒋, 若南京亲日派得逞, 则对蒋介石采取最后手段。最终周恩来这一建议获得中共中央认可, 中共中央于18日公开发表宣言, 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至此, 中共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商讨对蒋政策的过程中, 周恩来充分发挥了自身能动性, 灵活地运用中共中央方针, 既照顾到张学良的想法, 又考虑到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顾虑, 采取政策性保蒋措施, 有效促成此次谈判, 稳定了张、杨促蒋抗日的决心并推进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三) 巩固谈判成果, 促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政策变为现实

  1.加强宣传, 发动群众深入了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策。周恩来认为, 广泛动员群众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14]中共中央在18日接到周恩来电报了解西安情况之后, 于19日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 对南京方面出现的盲目拥蒋而不问抗日的行为进行批判。当时中共中央与部分地方中共党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脱节现象。即中共中央通过与周恩来的直接沟通, 对当时西安的情况有了最新的了解, 及时更新对事变应采取的政策。但对于地方一些中共党员, 甚至是原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 受蒋介石长期“剿共”政策的影响, 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一定的思想准备, 这对当时推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十分不利的。周恩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在统一在西安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思想认识上和抓紧西安群众工作上做了努力。对当时在西京招待所的党员进行谈心, 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向群众做好宣传, 全力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除此之外, 在群众工作上, 周恩来针对群众组织中党员少的问题, 成立了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 充分动员民众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利用《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进行宣传并亲自过问宣传内容。周恩来的这些宣传工作, 有效的消除了中共中央与群众之间在政策上传下达上的脱节现象,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排除了舆论干扰。

  2.积极争取宋氏兄妹支持, 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六项协议。周恩来利用宋氏兄妹救蒋心切且与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矛盾的这一点, 积极争取宋氏兄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宋氏兄妹的支持是周恩来继争取张、杨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的又一重要行动。蒋介石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 只有蒋介石最终放弃“剿共”, 共同抗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能从政策变为现实, 而与宋氏兄妹谈判是最终劝服蒋介石的关键。周恩来借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之机与之展开谈判, 并试图通过两宋能够直接与蒋介石面谈商谈结果。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蒋方提出六项主张并以此作为谈判基础。值得注意的是, 周恩来在23日下午谈判结束后, 要求直接与蒋讨论谈判有关问题;在24日下午与宋子文谈判结束后, 周恩来再次提出要与蒋再当面详谈相关事宜。除此之外, 就谈判内容上看, 周恩来在没有中共中央直接授意的情况下答应宋美龄“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 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了蒋介石之外, 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选”。[15]周恩来的这一许诺也是争取宋氏兄妹答应劝蒋的重要前提, 同时也体现出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从两次要求直接与蒋面谈和谈判内容上可以看出, 在与蒋方交涉中, 周恩来严谨的谈判思路和独特的视角, 一步一步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政策变为现实。

  3.会见蒋介石, 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 西安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与宋氏兄妹谈判之后, 于谈判结束当晚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与蒋介石见面。周恩来与蒋面谈时即提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 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16]为从民族大义考虑,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可以以放弃对红军的指挥权, 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为条件, 来换取蒋介石停止内战, 一致抵御外敌,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承诺。最终蒋介石以口头形式与周恩来达成三项协议, 即“停止剿共, 联红抗日, 统一中国, 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 (所谈如前) 。他回南京后, 我可直接去谈判”。[17]西安事变最终在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并作出口头承诺“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下和平解决, 虽然谈判还没有达成书面协议时, 蒋氏夫妇和宋子文即被张学良秘密送回南京, 但“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 委托子文确具有诚意, 子文确具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 但大体是转好的”。[18]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政策变为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 不仅充当了中共中央政策指令的传递者角色, 更多的是利用自身智慧、严谨的谈判态度、十分周全的思维方式以及为国家民族大义为先的胸怀, 一步一步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周恩来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及前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周恩来的努力密不可分。周恩来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离不开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 离不开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反蒋派的支持;另一方面, 与周恩来个人高超的谈判艺术和灵活且有原则的执行中央命令是分不开的。

  (一) 前期基础:周恩来与国民党人的联系是事变解决的前提

  西安事变发生前, 周恩来为促蒋抗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日军强占我国东北四省后将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向中国内地。红军到达陕北之后, 中共中央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 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随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商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张学良率领下的东北军是陕北红军的最大对立方, 争取张学良促蒋抗日是当时整个统战工作的重点, 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 也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1.做好东北军工作, 化敌为友, 争取张学良的支持。在中共中央部署东征之时, 周恩来负责后方工作牵制东北军。1936年4月9日晚,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会谈, 开始了争取东北军促蒋抗日的第一步。张学良认为:“在国民党要人中, 他只佩服蒋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 故希望蒋抗日。”[19]从周恩来、张学良此次延安会谈的内容可看出:张学良早有联共抗日的决心, 且相信红军是真心抗日, 并承认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而且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张学良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高压下未能积极抗战而备受煎熬, 心中抗日决心越发强烈。6月22日张学良在对长安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学员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20]此时, 张学良的抗战理论是继“九·一八”事变后抗战理论的深化, 已经上升到联共抗日、联蒋抗日的高度。因此,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争取东北军支持, 化敌为友, 积极与张学良进行交涉并及时将谈判进展向中共中央反映的做法十分正确, 充分利用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年7月, 周恩来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也相应的改变了中共中央对既定工作的部署,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基础。

  2.对蒋介石进行施压, 实行逼蒋抗日。周恩来早在瓦窑堡会议时就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21]事实证明, 周恩来此举建议是十分正确的。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对待建立统一战线、联共抗日问题上抱有不同态度。张学良一心抗日却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制, 曾被国人斥为“不抵抗将军”, 充当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22]而蒋介石在华北事变之后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之势也开始对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抗日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并派亲信陈立夫打开与中共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 周恩来适时采取对策同蒋介石展开联系。一方面,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要停止内战并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 这一提议获得毛泽东的认可, 这就在政策上缓和了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敌对态度。另一方面, 周恩来为逼蒋抗日, 尽快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积极与国民党人联系。1936年5月周恩来致信陈立夫下属谌小芩指出, “亟应为民族生存, 讯谋联合”;[23]并邀请曾养甫、谌小芩到陕北谈判。9月周恩来致信陈果夫、陈立夫指出, “敝党数年呼吁, 得两先生为之振导, 使两党重趋合作, 国难转机, 实在此一举”, [24]强调国共联合抗日的重要性。同时周恩来又指出:“两先生居贵党中枢, 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 尚望更进一言, 立停军事行动, 实行联俄联共, 一致抗日。”[25]周恩来希望通过与陈果夫、陈立夫的交谈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在与蒋介石亲信打开联系之后, 1936年9月22日周恩来通信蒋介石“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 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26]周恩来劝说蒋介石放弃既有方针, 实行联共抗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对蒋的活动促进了中共对蒋介石方针正式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 这一转变也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前提。

  (二) 谈判艺术:周恩来灵活多变的谈判艺术是事变解决的关键

  迫于当时国内外紧张局势, 中共中央在红军达到陕北之后, 积极与国民党人取得联系,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 周恩来在其中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 自西安事变爆发后, 周恩来奉命前往西安谈判, 其灵活多变的谈判艺术是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关键。

  1.明确党中央应采取的对蒋政策。周恩来在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发言, 充分考虑当前的政治局势, 认为当前应充分争取蒋之大部而非与南京政府对立, 要扩大统一战线范围, 巩固力量。这就在对蒋政策上否定了部分中共高层坚持反蒋的方针, 为中共中央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基础。

  2.充分利用各方矛盾, 促成谈判顺利进行。周恩来17日抵达西安之后, 首先, 利用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即张学良一心抗日而蒋介石却逼其剿共。“九·一八”事变后, 张学良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未能积极抗日心中有屈难平, 而蒋介石却不顾张学良反复劝谏, 执意部署“剿共”计划, 激发了张学良、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引发西安事变。周恩来利用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积极与张学良进行会谈, 在逼蒋抗日问题上争取张学良的支持。除此之外, 西安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有顾虑:一方面杨虎城认为, 中共与自己在对蒋问题上的立场和彼此之间的地位有不同, 共产党与国民党地位平等, 而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下的东北军、西北军隶属于国民党。一旦矛盾激化, 杨虎城担心自己及所领导的西北军处境艰难。另外, 杨虎城的警三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 对红军曾有帮助, 但被捕后却遭到杀害, 杨虎城因此对中共存有误解。周恩来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局势, 指出蒋介石现在是“抗日则生, 不抗日则死”。[27]抗日可能性很大, 且认为只要团结一致蒋介石没有报复的可能。对于张汉民事件, 周恩来坦白承认了当时中共关门主义“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对张汉民的错杀。由于周恩来的机智和坦率有效化解了杨虎城对中共的误解和顾虑。然后, 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团结各方力量, 在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努力争取蒋之大部, 巩固我们的力量。要争取国民党内部CC派、黄埔系、亲英美派等各方势力的支持。在西安谈判期间, 周恩来为巩固谈判成果, 利用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矛盾, 积极争取两宋劝服蒋介石联共抗日, 并通过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最终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协议, 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

  (一) 促进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力鼓动扩大中国内战, 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国内抗日热情高涨, 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历史的必然, 但蒋介石在“剿共”立场上与日本站在一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打破了日本挑起中国内战的企图, 同时也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致抗日。国共两党由对抗走上联合,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也奠定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

  (二) 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当时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希望。事变爆发之前, 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红军被迫长征后元气大伤, 且陕甘苏区经济实力和自然条件先天不足, 其武器装备和数量也无法与国民党军队抗衡。与此同时, 蒋介石正加紧酝酿新一轮的“剿共”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也欲利用国共两党之间的利益冲突挑起两党内战并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 南京政府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28]这些对共产党自身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前途都是十分不利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围剿, 为自身发展和获得国内外一致认可争取了宝贵时间, 也引导中国革命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政治胸襟, 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威望。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共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当时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并不知情, 直到事变发生当日凌晨, 张学良致电刘鼎并通过刘鼎转中共中央电后, 中央才得知这一事变, 这也就排除了西安事变是由中共事先安排主导的可能性。除此之外, 中共中央在得知事变发生后, 并没有受蒋介石一直以来实行“剿共”政策的影响, 而是从民族大义出发, 甚至以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且放弃对红军的领导权来作为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由此可见,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不顾自身利益的伟大胸襟。同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锻炼了党在历史关头解决重大历史事件的能力, 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政治威望, 奠定群众基础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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